世界名校留学生都回国“卷”起了考公考编，究竟是学历贬值、还是就业变难，在社交媒体上一直是经久不衰的话题，大家都在感叹，花几百万走体制外路线，结果到头来，还是要回来挤破头去争一个工资不高的体制内基层岗位，海外名校的学历已经贬值成这样了吗？就业形势已经如此艰难了吗？一起聊聊这个话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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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一阵，“斯坦福物理博士回国报考乡镇公务员”的消息引发了网上不少“酸言酸语” 。
此前“外国顶级名校毕业回国当公务员”报道就屡见不鲜，前有“哈佛大学硕士毕业生入职杭州某街道办”，后有“耶鲁大学毕业生成为郑州郊区某乡镇公务员”。
包括前不久，上海的公务员招聘拟录用名单显示，留学生占比也非常高。
据全球大型招聘平台领英（LinkedIn）发布的《2024中国留学生归国求职洞察报告》，高达84%的留学生在体验过国外的生活后，还是回到了祖国就业生活。
“海外学神，也不过就是回来找了个基层的体制内的职位。”
大家都在感叹，花几百万走体制外路线，结果到头来，还是要回来挤破头去争一个工资不高的体制内基层岗位，海外名校的学历已经贬值成这样了吗？就业形势已经如此艰难了吗？
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些留学生，我觉得有失偏颇。
因为，不止人是现实的，教育本身也是现实的。
前不久的端午节，国潮彻底爆发。在我国实行“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”，以及对多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后，效果立竿见影。2024年一季度，外籍人员出入境达到1307.4万人次，同比上升305.2%，已经恢复到2019年同期数据的92.46%。无数外国人涌入中国，进行“特种兵式旅游”。
在TikTok上，“中国游”已经成为新晋流量密码，只要带上China Travel的标签，视频流量就会暴涨，外网上正在掀起了一股夸赞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风潮。
曾经《成长的烦恼》、《绯闻女孩》之类的美剧在国内大热，给了当时经济薄弱、生活条件相对较差的年轻人看到国外生活方式的机会。正是怀揣着这种对海外生活的好奇和向往，带动了留学人数的急速增长。以美国留学为例，07年只有8.1万人赴美，到了19年已经达到37.2万了。
即便很多人因为经济条件无法出国，但美剧所展示的中外差距仍深深印刻在很多人的大脑里。
可是，近来却有文化反向输出的趋势。中国作家协会发布的《2022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》显示，截至2022年，中国网络文学共向海外输出网文作品16000余部。海外用户超1.5亿人，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此外，目前国内共有40多款短剧应用试水海外市场，2023年中国头部短剧出海平台合计下载量、净流水分别达2823万次、5671万美元，较2022年实现爆发式增长。
过去我们为美剧、英剧、日剧、韩剧着迷，何尝不也是为了他们更先进的生活着迷？现在反过来，随着中国的崛起，中国的一切似乎也跟着“水涨船高”起来。
当外国名校的硕博士们也都回来抢着当基层公务员时，这种现象也警示和刺痛着许许多多选择国际教育之路的中产家庭。
如今我所了解的多所国际学校中，小学初中学部都有几百名学生，但到了高中部却只有一两百人，有些甚至只有几十人。
初中部里大批好学生凭借优异的中考成绩选择当地顶流公立普高，从而回归到高考的队伍中去。这点在公办强、民办弱的地区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剩在高中部里的，是从外面招进来的中考低分落榜生，以及户籍不允许报考公立学校的那些学生，大幅拉低了国际学校里高中部的生源水平。
于是这些国际高中为了打响名声，就只能用高额奖学金去普高或者其他国际高中“挖墙角”，靠个别几个顶尖苗子，到自己学校“沾沾水”，然后当成假冒的“阳澄湖大闸蟹”，为自己赢回一两个藤校、牛剑的录取，来证明自己的教学质量。
不仅是留学层面，移民也同样有回流趋势。
加拿大移民局最近发布数据：居民在登陆5年后选择回流的比例为5.1%，登陆20年后回流比例17.5%。澳大利亚政府最新公布，30%的华人在拿到绿卡和入籍之后回流。包括这几年比较热的香港、新加坡等“身份潮”也都有放缓的趋势。
为什么当年备受诟病的国内教育，突然又受欢迎起来了？为什么过去三十年总被夸赞的国际教育，突然又开始降温了？
我想，只要一个地区的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，其他人就会觉得这个地区的教育是对的，他们的教育方法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，于是人们就会涌入这个地区，向他们学习。比如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朝，东西方人都涌来长安“留学”。
同样，当一个地区的经济不如别人时，那么大家会反思该地区的教育或许也出了问题，不然怎么会落后于人？
于是就有了教育改革，向经济更强地区学习，引进他们的教育理念和模式，有条件的家庭更会把孩子送到当地去学习。要是能在外面留下，那么孩子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。要是选择回来，也能带回更好的知识和技能，帮助国家进步，自己也能收获红利。比如，一超多强时期的G7国家就是这样，它们都曾是中国学生的留学热门地。
但现在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，已经没有改革开放前那么大了。面对无法达到的教育投资回报率，有些中产家长们就只能现实地在“两利相权取其重，两害相权取其轻”的权衡中，重新追求起国内的名牌大学和体制内的岗位。
我们一直以为，只有孩子的教育好了，国家的经济才会好，但其实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——如果国家的经济上去了，自然会有国内外的人都来“分一杯羹”，追随和建设这个国家的教育。
教育理念是软性的东西，由于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对与错，有时也会变成“说你好你就好，说你差你就差”的存在。否则也不会有如此多的国际学校顶着“国际”之名，采用的却是“中式”的管理制度了。
成王败寇，教育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。
回到个人上。
在我看来，人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目标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只能看到当前阶段要完成的小目标，在这个阶段里他们有哪些可选项，然后按“两利相权取其重，两害相权取其轻”的方式选择“最佳选项”。
尽管有时候，上一个阶段的“最佳选项”与下一个阶段的“最佳选项”，不一定连接得上，但人都是现实的、利己的，对于这些高学历的聪明来说尤其是这样。
以回国当公务员的斯坦福博士为例，据报道他一路读的都是物理学。高中考大学可能是因为物理成绩好，于是选择了物理。大学升研究生时，可能因为读物理能拿奖学金，所以继续选择物理。等到研究生毕业要找工作了，才想到还是考公最稳定，于是就放弃了物理，当了一个不需要高水平物理学的公务员。
简单点说，大多数人的人生轨迹和他并没有什么区别，就是走一步看一步，选一个当时接触得到的最好的选项就行了。
至于远大理想是什么，可能还没想到，也可能想到了但已经实现不了了，还可能觉得干哪行都行，理想能当饭吃么？别说大目标，就先把小目标都完成就实属不易。
于是就有了与这些学业与就业错配，上一个阶段和下一个阶段不匹配的情况。
反过来，其实极少有人能做到像周总理那样，先有大目标（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奋斗），再为了实现大目标而拆分出若干个小目标并一一达成，走的是“每一个小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大目标”的这条路（法国留学、加入并领导革命、建设祖国）。
先有大目标，再拆分成若干小目标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可有两大问题需要克服：
首先，有多少人，能在早期就已经找到自己一生奋斗的方向？芸芸众生中，更多的人还是边走边看边思考，“自己是谁？自己从哪儿来？自己想去哪儿？”想明白这些才能找得到人生目标。
有些人在出国留学时找到了，有些人在脱离父母铺的路后找到了，有些人在换了几次工作后找到了，有些人在退休后才找到，还有些人可能终其一生，都不知道自己到底热爱什么、擅长什么、希望过一个怎样的人生。
于是只能在一次一次面对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，选择一个对当下最有利的权衡选项而已。
其次，为了实现大目标，在面对一次次的小目标时，很可能要选择一个在当时看起来，相对而言不是最有利的那个。
比如，为了国家建设，留学生邓稼先、钱学森都放弃了更先进的美国，选择回到生活条件更为艰苦的祖国。这需要坚定的意志力，抵挡得住当下的诱惑，并且对自己的宏大目标有着极度的热爱，为了它不惜放弃其他很多东西。
而斯坦福博士可能对物理也没有那么宏大的热爱和理想，至少，一个乡镇公务员的岗位在他心目中是高于坚持研究物理学的。
先发现自己是谁，再找方法，才能更明确自己要走的路。边走边找自己是谁的，可能走到最后才发现，原来自己更喜爱和适合的是另一条路，可是却已经来不及重新来过了。
这也是为什么国际教育一直强调要保护孩子的天性，让他们及早地发现自己在对什么更感兴趣、在哪些方面更有天赋。
对于没有机会出国的孩子，其实国家也在为他们找寻在国内就能实现的“国际教育”。比如，通过近几年的新课程改革，多地的教育系统正在把IB教育理念中可取的一部分拿出来，借鉴到体制内的学校教学，用极低的学费分享给普通人，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际教育的“贵族垄断”的地位。
再比如，目前作为国际教育创新岛重点开发的海南，在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将引进3所以上境外理工农医类高水平大学、职业院校在琼独立办学；引进40所以上国内外知名高校在琼设立分支机构或开展中外合作办学。
除了海南外，香港多所知名高校也准备在大陆开设分校。目前已有消息，香港大学将在深圳前海办学，香港城市大学将进驻东莞松山湖，香港科技大学也要落地广州了。让家境尚可的孩子，在国内也能完成一整套一定程度的“国际视野”、“批判性思维”的世界公民教育，岂不是效益最大化？
与此同时，目前中国已经在阿联酋、巴西、柬埔寨等多地建立了上中国体制内课程+融合课程的学校，中国的体制内教育也正在随着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一起，乘风出海。对于这些地区来说，他们也在想办法引进更先进、更务实的教育体系。人才、资金、知识和技术的始终在不停地流动与博弈。
教育，不论从个人、家庭，还是国家层面，都是很现实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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